控明 第二百零九章 奇攻正守

    第二百零九章 奇攻正守

从把袁崇焕当廷拿下的那一刻开始，其实就已经注定了他的死亡是不可挽回之事。

但要说就这么把堂堂的蓟辽督师给杀了，也不是那么轻易的事情。

尤其是祖大寿的表现，更直接的说明了这一点。

袁崇焕在军中颇有些威望，若是直接杀死了他，两辽之地尤其是关宁军一定会大受震动，这是不得不考虑的事情，也是一个很大的忌讳。

辽东、辽西之军虽然是大明朝的军队，其实早已严重藩镇化了。比如说祖大寿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。

祖大寿一家，无论兄弟包括子侄，分布在关外之地，上至总兵下至参将、游击，可谓根深蒂固盘根错节，本身已经成为将门世家。

如祖大寿家族的这样将门之家还有很多，这些人无不是经过父祖几代人的经营，把持着辽东、辽西的军政要职，已把朝廷的军队变成了他们的私兵。

至少，在两辽之地，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藩镇化迹象，连朝廷都对此深为忌惮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祖大寿才敢于不经朝廷号令就带着关宁军直接跑路。

放弃解救“君父之急”的使命，置京城安危于不顾，直接就带着军队跑了，偏偏朝廷还拿他们没有办法，不仅不能严厉处置还得好言好语的“劝说”回来，可见朝廷的威信的两辽之地已经微弱到了何种程度。

拿下袁崇焕和干掉魏忠贤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

当时的魏忠贤权势滔天，阉党中人遍布朝野，但崇祯皇帝拿下魏忠贤却没有费多大的力气。只是等到局势稍微稳定之后，只用一道圣旨就把魏忠贤给拿下了。

但袁崇焕却不是这样。

袁崇焕一出事，两辽的将门世家必然会有所反应，一个应对不好就有可能出现严重后果。毕竟那是国之重地，而且面对的全都手握军权的将门世家，崇祯皇帝不敢太过于鲁莽，而是尽可能的力求稳妥。

正是出于这样的顾虑，崇祯皇帝才有了投鼠忌器的顾虑，没有敢于直接把袁崇焕送上断头台。

但是，这大明朝的事情，也不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。

对于袁崇焕的态度，众多的文臣表现出了激烈的反对，纷纷上疏揭露袁崇焕的种种罪行，顷刻之间就把昔日的蓟辽督师说成是十恶不赦的国朝奸佞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

文臣皆曰可杀，这就是他们对袁崇焕的态度，与好像当年拿下魏忠贤之时的情形一模一样。

杀了袁崇焕，很有可能会引发辽地不稳的局面，若是不杀，又无法面对汹汹舆情，这就是崇祯皇帝面对的难题，也是他私下召见满桂和张宁的根本原因。

满桂不是两辽体系中人，张宁甚至根本就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武职，这二人都和袁崇焕没有任何瓜葛和利害关系，所以崇祯皇帝才想听一听他们比较客观的意见。

“臣以为……”这个时候的满桂，依旧是一副军人作风，有一说一有二说二，非常直接的表达出了自己的意见：“袁崇焕一事，不可处置太甚，尤其不可现在就处置，以免引起两辽震动。”

从大局考虑，现在还不能把袁崇焕处置的太为极端，也就是说最好不杀。

具体到细节处，满桂则就说的更加有理有据了：“至于说袁崇焕的罪名……固然是自取之，但有些个罪名实在难以服众。譬如说这谋叛之罪，就有些言过其实了……”

袁崇焕纵有多少错处，也绝对犯不到谋逆叛国这一条上。

这个时代的建虏还仅仅只是建虏，远远到不后来的“大清国”那种地位和影响。袁崇焕身为蓟辽督师，大权在握地位崇高，又深得崇祯皇帝信赖，怎么会谋叛了煌煌大明去投靠区区的建虏？难道皇太极能让袁崇焕成为独当一面的军事领袖？这分明就是不可能的嘛。

把这样的罪名安在袁崇焕的脑袋上，不仅可笑，反而会显露出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”的嘴脸。

至于说他在京城保卫战中“顿兵观望，至敌长驱”那就更是胡扯了。

首先察觉到了金军的异常动作，并且早在几个月之前就给朝廷做了汇报，不能说他没有动作。具体到京城保卫战当中，虽然袁崇焕屡屡误判，但却作战坚决。可以说他打的不是足够好，却不能说他没有好好打。

把这次金军入关大掠的责任全都推给他，显然难以服众。朝廷若是一意要治袁崇焕的罪，只需抓住两条，一个私斩毛文龙，一个未能践行五年平辽的诺言反而让敌军杀到了京城。

至于其他那些个乱七八糟的罪名，其实还不如不说。给袁崇焕安上这么许多罪状，反而显得朝廷有些不够磊落了。

满桂和袁崇焕素来不睦，在刚刚过去京城保卫战当中产生过争执，这是朝廷上下全都知道的事情。他不会帮袁崇焕说好话，但也没有昧着良心一定要置其于死地，而是有一说一很客观的表达出了自己对这个事情的看法。

听了满桂之言，崇祯皇帝沉默良久，既没有表示肯定也没有表示否定，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张宁：“刚才满桂已经说了，你也说说看法吧。”

“袁崇焕一事，臣本无权置喙，既然万岁问起，臣就斗胆一言。”在这个事情上，张宁就显得比满桂圆滑了很多，根本就没有正面回答袁崇焕应该如何处置的根本问题，而是采用了迂回的方式，先从两辽之地说起：

“两辽之地，历来为天下观瞻所系，建虏祸乱由来已久，轻易难平。”

“当年袁崇焕许下五年平辽的诺言，可能确有空口大言诓骗朝廷之嫌疑，但该员所行之方略……臣以为无可指摘。”

按照张宁的说法，袁崇焕那个“五年平辽”的大话确实说的太过头了，但他所执行的平辽战略却没有大的差错。

自从袁崇焕执掌辽事以来，建筑坚城深堑，采取的是一个固守为主的战略。但他的这种战略却保守诟病，很多朝臣都职责他消极避战畏敌如虎，说他徒耗钱粮而不敢出战。

这种过于保守的战略看起来确实很“龟缩”，但却不是没有效果。之所以能够取得宁锦大捷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锁住了建虏的经济，让他们“穷困而不得出”，通过保守的防御型战略实现是逐步穷敌的目标，逼的金军不得不面对宁锦一线的坚固城防。

明军的野战能力远远比不上八旗辫子兵，贸然出去野战，看起来颇有勇气，也很符合武人勇猛无畏的作风，但事实上在两军交战这么多的记载当中，明军从未在野战中有过值得一提的胜利，而是每一次都因为野战被金军打的灰头土脸。

这种过于保守的战略本身没有问题，最大的问题是袁崇焕把防御当做了全部，没有在防守的同时找机会去做一些更主动的举动。

若是有一支能战之军，能够从侧翼对金人产生威胁，就可以实现以正守，以奇攻的效果。

以前毛文龙还在的时候，虽然东江军虽然不上能战，好歹也有过几次像模像样的趁机偷袭。自从袁崇焕杀了毛文龙之后，东江军迅速崩坏，失去了从侧翼牵制八旗军的作用。

绕来绕去，又回到当初的那个问题上：不该杀毛文龙。

毛文龙已死是无法逆转的事实，再怎么纠结这个问题也已于事无补。

张宁这么说，当然不是为了老调重弹，而是有新的盘算：“若是能够继续固守宁锦一线，我宣慰军出奇兵，从侧翼攻击，实现正奇相辅攻守相助，辽事终究可平……”

既然毛文龙已死，东边的牵制力量已经消失，那就从西边继续牵制。

事实上，现在唯一能够实现牵制作用的也就是张宁的宣慰军了。

有鉴于宣慰军在京城保卫战当中的卓越表现，这个说法马上就引起了崇祯皇帝的兴趣。

做事操切，急于求成是这位大明天子的老毛病了。当袁崇焕不再值得信任之后，他直接就把眼前的张宁当成了第二个袁崇焕，问出了曾经问过袁崇焕的那个问题：

“若依卿之言，辽事几年能平？”

按照你的战略构想，你张宁几年能把建虏给灭了。

张宁做事素来沉稳，尤其是在有了袁崇焕这个前车之鉴以后，更加的不可能给出一个准确的期限了。

“臣久在蒙边，对于辽事知之甚少，不敢轻言平辽之期。”

“纵使宣慰军东进攻辽，也需明识敌情遍知辽事，需仔细斟酌详加探访……”

“臣有一请，还望陛下恩准。”

“言。”

“臣想见一见袁崇焕，咨他以两辽之情，然后才能给陛下准确答复。”

我是事蒙宣慰使，不是蓟辽总督，两辽那边的事情实在不怎么清楚，不敢胡乱说话。就算是朝廷要用宣慰军作为辅助，去配合宁锦主力去平定辽事，也得先问清楚那边的情况才好。

袁崇焕虽然有很多错处，但他对于两辽的情况最清楚，所以张宁想去见见他，咨询一下两辽之事。只有弄清楚了那边的情形，才好在平辽这个大事情有发言权。

崇祯皇帝沉默了好半天，才终于轻轻点头：“允！”